历史上黄河6次神秘大改道 暗藏玄机？

　　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，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，流经青海、四川、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、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山东等九省(区)，在山东省垦利县注入渤海，全长5464公里，流域面积75.2万平方公里。全河天然径流量多年平均为574亿立方米，多年平均输沙量为16亿吨。流域内有耕地1.8亿亩，人口8959万人。如包括下游河南、山东两省沿河关系密切的地区，总耕地达2.8亿亩，总人口为1.57亿人。因此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。

　　但是，黄河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不光是好处，黄河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灾难。历史上黄河两岸以水灾严重而着称。由暴雨洪水和冰凌洪水造成的水灾遍及全河的上、中、下游。

　　据历史文献记载，自周定王五年（公元前602年）至1938年的2540年中，黄河在下游决口的年份达543年，平均约四年半一次。有的一年中决溢多次，总计决溢达1590多次，并有多次大的改道和迁徙。改道最北的经海河至天津入海，最南的经淮河入长江。因此，水灾波及黄淮海平原冀、鲁、豫、皖、苏五省区，总面积约25万平方千米。

黄河在河南省境内决堤泛滥场景

　　黄河下游河道由于泥沙不断淤积，形成河床高出两岸地面的“地上悬河”，一旦洪水破堤决口后，往往不再回归原河道，而走新辟的河道入海，形成河流改道。每次改道，都要冲毁当地的村舍田园，破坏原有的水系和交通设施等，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。

　　所以决口改道是黄河水灾一大特征。据1959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，历史时期见于记载的黄河决口泛滥总计有1500余次，较大的改道有26次。在这26次较大的改道中，又有6次影响巨大的改道，所涉及的地区有今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五省。

　　1、新莽魏郡改道

　　公元11年，黄河在魏郡（今临漳西南）元城（今大名东）以上决口，泛滥清河（今县东南）以东数郡。王景、王吴治理黄河，使“河汴分流”，固定了从荥阳到千乘海口的新河道，即东汉到隋唐五代的黄河下游河道。从长寿津（今濮阳西南）与西汉大河分离，流经今濮阳、范县以南，阳谷、东阿以北，茌平以东，禹城以北，商河、惠民以南，东至利津入海。

　　王景治河以后，黄河进入一个相对安流时期，原因除了中游地区由农变牧，来沙量减少外，也和这条河道距海较近，地形低下，水流顺畅有密切关系。该河道保持了800余年，至北宋景柏初始塞。

　　2、北宋时期的“二股河”

　　第二次改道是在宏仁宗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，黄河又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决口，河水泛滥后分为两脉：

　　1034年七月，黄河从澶州（今濮阳西南）横陇埽（今濮阳东）决口，冲出一条新河道，称为横陇河，从今宾县以北入海。庆历八年（公元1048）年河决澶州胡埽（今濮阳东）从今天天津市入海。这就是宋代两股河的北派。

　　嘉佑五年（公元1060年）黄河又从魏县（今县东北）、第六埽（今南乐西）决出一股，流经西汉大河故道和笃马河（今马颊河）入海，这就是北宋黄河的东派。

　　其中，大河趋向北派的时间较长。而且直至宋哲宗元符二年（1099年），东流断绝，全河才都向北脉流去，形成了又一条新的河道。

　　3、南宋建炎二年杜充决河改道

　　建炎二年(1128年)冬，东京留守杜充，“决黄河自酒入淮，以阻金兵”，黄河下游河道，从此又一大变。杜充决河的地点，史无明文，《中国自然地理·历史自然地理》定在滑县上流的李固渡(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)以西。决口以下，河水东流，经今滑县南，濮阳、东明之间，再东经、鄄城、巨野、嘉祥、金乡一带汇入泗水，经泗水南流，夺淮河注入黄海。此后数十年间，“或决或塞，迁徙无定”。迁徙的范围，主要在今豫北、鲁西南和豫东地区。此次决河改道，使黄河由合御河入海一变而为合泗入淮，长时期由淮河入海。

　　4、南宋蒙古军决黄河改道

　　黄河第四次大改道是在元代初期。这次改道相比前几次而言，历时较久，分支也多。金国行将灭亡时，蒙古军攻归德府（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县），在今商丘县西北决河，河水夺濉水入泗。稍后蒙古军又在今开封市北决河，河水夺涡水入淮。

　　就在这次改道后不久的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年），黄河在今原阳、中牟、延津、开封、杞县、睢县、陈留、通许、太康等县15处决口。据推测，当时黄河在原阳县内分成三股：一股经陈留、杞县、睢县等县由徐州入泗水；一股在中牟县境内析西南流，经尉氏、洧川、鄢陵、扶沟等县，由个安徽北部的颖水入淮；一股在开封境内折而南流，经通许、太康等县由今安徽北部的涡水入淮。这是黄河历史上河道迁徙最大的一次。河水共侵夺四条河流（颖、泗、涡、淮）的河道入海。泛滥的河水遍及今河南中部、安徽及江苏两省北部广大地区。

　　5、明洪武至嘉靖间河道变迁型

　　在明朝初初年黄河的下游河段流经河南的荥泽、原武、开封，根据史书记载“自商、虞而下，由丁家道口抵韩家道口、赵家圈、石将军庙、两河口，出小浮桥下二洪”，然和在经过宿迁向南流入了淮河。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，黄河在原原武的黑羊山决口，向东经过了开封府的北面五里的地方，然后又折向东南，流经陈州、项城、太和、颜上，在东面的寿州正阳镇流入了淮河“曹、单间贾鲁所治的旧河遂淤，主流徙经今西华、淮阳间入颖河，由颖河经颖上入淮。

　　正统十三年(1448年)，黄河先是在新乡八柳树决口，漫过曹州和濮州，冲抵东昌府，冲过了张秋，流至张沙湾，破坏了运河航道，最终东流入海。其后黄河又在荥泽孙家渡口，洪水漫流于原武，抵开封、祥符、扶沟、通许、洧川、尉氏、临颖、郾城、陈州、商水、西华、项城、太和，沿颜水流入了淮河。二河分流之初，北河势大，因此在沙湾屡次堵塞不成；景泰四年(1453年)以后，南河水势渐盛，“原武、西华皆迁县治以避水气时为便利清运，纳河南御史张澜的建议，自八柳树以东挑挖一河以接旧道，流经徐州和吕州入海。

　　景泰六年(1455年)七月，由于在沙湾将黄河水堵塞，黄河主流复回开封以北，沿归、徐一路旧道，经宿迁、淮阴入淮。弘治二年(1489年)以后，白昂、刘大夏采取“北岸筑堤，南岸分流”的方策，一再疏浚孙家渡旧河，从而舒缓了下流水势。嘉靖二十三年(1544年)，由于黄河南岸的故道被全被堵塞，这样黄河水便全部的从徐、郊流出，侵入了淮河和泗水进海。到了隆庆六年(1572年)，黄河南岸的河堤加固，这样就断绝了黄河向南决口的危险，从而使黄河的河道变得比较稳固。此后，黄河归为一条河道，由开封、兰阳、归德、虞城，下徐、邳入淮，一直维持了280余年。

　　6、清咸丰铜瓦厢改道

　　历经金、元、明和清代前期，黄河夺淮入海已有五、六百年之久，下游河道严重淤积，河床已显着抬高。明清三代都极力挽河趋向东南，从黄海入口，决口泛滥就多在今豫东、鲁西南和苏、皖两省的北部，使这里的地形普遍淤高。

　　清咸丰五年(1855年)六月十九日，兰阳铜瓦厢三堡下无工堤段溃决，到二十日全河全部决堤。铜瓦厢决口后，肆意的黄河水折向东北，至长垣分而为三，一由赵王河东注，一经东明之北，一经东明县之南，三河至张秋穿过了运河，流入了山东境内的大清河。当时清廷忙于镇压太平军，根本就没有时间来治理黄河，文宗谕示：“现值军务未平，饷糈不继，一时断难兴筑，……所有兰阳漫口，即可暂行缓堵”。黄河自此改道东北经今长垣、濮阳、范县、台前入山东，夺山东大清河由利津入海。结束了黄河趋向东南、夺淮入海的历史。

　　黄河为何屡次改道泛滥？

　　黄河所以决徙改道，有自然原因，也有社会原因，而洪水量和泥沙量则是造成黄河决徙的主要因素。

　　首先，黄河连贯青藏高原、黄土高原、蒙古高原、华北高原河道陡降，一泻千里，到了平原后，水流缓慢，泥沙沉淀，河床不断抬升，容易决溢泛滥。

　　其次，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比较干燥，全年降雨量的70％集中在夏、秋两季，容易造成山洪爆发，河流猛涨。

　　第三，黄河高原是黄河泥沙的大本营。陕、晋两省黄河峡谷两岸约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是黄河粗沙的主要出产地。今天黄土高原纵横交错的沟壑都有其生成和发展的历史。

　　第四，中游地区的植被不断遭到破坏。

　　战国以前，山陕峡谷和泾渭北洛河上游处于游牧射猎时代，原始植被基本良好，黄河下游的决徙也就比较少。

　　汉武帝时，徙民戍边，山陕峡谷和泾渭北洛河上游地区的人口迅速猛增。

　　中唐以后，过去半农半牧地区迅速发展为农业区，水土流失日益严重，沟壑不断蔓延。

　　最后，人为影响。从水土流失的情况来看，除了黄土高原本身易于水上流失的自然因素外，人为的自觉和不自觉地乱垦乱伐，从而加剧了水上流失。长期水上流失的结果，使黄土高原支离破碎，千沟万壑，耕地越来越少，土地肥力减退，农民越来越穷，农民越穷，又越开荒，形成“越垦越穷，越穷越垦”的恶性循环。从历史上黄河下游决溢灾害情况来看，也有一些是人为决溢造成的。

　　古代战争中，为了夺取胜利，常以水代兵，人为地决口为患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各诸侯国互相攻伐，以水代兵的人为决口事件就不断出现。如公元前359年，楚国出师伐魏，决黄河水灌长垣；公元前332年，齐、魏联合攻打赵国，赵国决河灌敌；公元前225年，秦将王贡率军攻打魏国，引河沟水灌大梁（今开封）。

　　1128年（南宋建炎二年），东京留守杜充为阻金兵南下，在今浚县、滑县以上地带决开黄河，溃水经今延津、长垣、东明一带注入梁山泊，然后由泅水人淮，1642年（明崇祯十五年）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围攻开封，明守臣高名衡决朱家寨河堤，水灌起义军军营，起义军又决上游三十里处之马家口，二水会流冲灌开封。

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

　　1938年6月，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本侵略军西进，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，豫、皖、苏三省44县沦为泽国，受灾1250万人，300万人背井离乡，流离失所，死亡89万人……

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后一片汪洋

　　还有些统治阶级对黄河治理完全以其阶级私利为转移，如王莽始建国三年，河决魏郡，王莽为了他的祖坟免除水淹之患，故不堵口，使洪水长期危害人民；明朝为了确保“皇陵”的安全，强制河流通过流势不顺、阻力较大的流路，种下了决口改道的种子。这些都人为地加大了洪水灾害。